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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遗生产性保护难题 弟子难招 人才难留(图)

2020-03-03 00:24:14
非遗生产性保护难题:弟子难招 非遗生产性保护核心是传承和保护传统技艺,生产不以创造财富为目的,人才难留   - 关注焦点   昨天是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”开幕第8天。   这次从全国共选取180多个项目参展,它们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艺、传统美术、传统医药类项目。活动邀请160余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,现场展示技艺。   这次展览显示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作用和成果,也为今后非遗的保护提供借鉴。但据一些传承人表示,生产性保护也面临着一些困境。   - 名词解释  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  生产性保护的概念最早提出始于2006年。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当年在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》中提出生产性保护的理念。   2008年,在一次青海举办的唐卡国际论坛上,首次把生产性保护作为论坛的一个议题,此后生产性保护的概念逐渐被提升出来,关注度越来越强。  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目的,就是通过国家的政策、资金、人力的支持,让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类重现完整的生产过程,在过程中,让相关的技艺以及知识体系得到传承。   对于荣宝斋木版水印非遗传承人高文英而言,2008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。   奥运会召开,给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前所未有的宣传契机,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荣宝斋木版水印,也是受益者之一。   就在这一年,由于学习京剧的缘故,高文英认识她现在的徒弟张兢,这个出生在1986年的孩子,后来成为高文英正式收下学习荣宝斋木版水印的爱徒之一。   4年来,高文英和张兢亲身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。   利用生产,高文英对徒弟言传身教,“这比照本宣科来的快得多。”   生产中传承非遗   如今,高文英一共正式收了四个徒弟,张兢是其中之一。   张兢原来专业是园林设计,而要掌握荣宝斋木版水印的技艺,接触最多的还是国画,她必须从头学起。   高文英说,她并不过分看重徒弟专业对口,事实上她自己当初也不是国画专业。当年走进荣宝斋的时候,高文英甚至连美术基础也没有,几十年坚持下来,高文英成为木版水印高级技师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   张兢成为高文英的徒弟,也是在荣宝斋工作3年以后。如今,已经正式拜师一年多的张兢,每天日常工作就是木版水印的印制,印画,印制不同画家的画,掌握不同的技法。   “手工技艺的掌握,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。”在印制过程中,高文英会对徒弟遭遇的技术难题一一点拨,直到徒弟印出让她满意的作品为止。   如今,张兢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印制汪慎生《荷花小鸟》作品时的情景。那是她第一次印制有色彩的画作,就给她一个下马威。   这幅画的中间有一片巨大的荷叶,荷叶要有三种颜色变化。张兢反复多次,却越印越失败。   高文英发现,这是由于颜色当中“胶”的含量过大。经她指点后,张兢再次印制,画的颜色就清晰多了。   高文英说,自己之所以能处理一些难题,还是源于多年从事木版水印印制的积累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,就是让自己的徒弟能在不断的生产当中,像自己一样,广泛地见识各种难题,不断积累印制的经验。   而这种经验不依靠生产者本人的亲身体验,如果只是通过书本,很难获取。   回报有限 徒弟难招   非遗传承人如今最挠头的事情就是选徒弟。   “开展传承活动、培养后继人才”是非遗法规定的传承人的首要义务。   传承技艺也是文化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硬性要求之一。去年,这一硬性要求伴随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颁布,再次得到加强。   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规定,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,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,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。   作为首批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内联升,选择徒弟也很艰难。   2009年9月,“内联升”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代传承人何凯英正式收下三位“开山门徒”。拜师仪式上,何凯英宣读已传承156年的“师训”后,依次接过任晨阳、刘伟、蔡文科这三位男徒弟双手敬上的拜师茶,随后向三位徒弟赠送鸭嘴钳等4样一套的手工制鞋工具。   三位徒弟全是“80后”小伙儿。   如今,已经学艺2年多的任晨阳,已经专门担任起内联升“高端定制鞋”的工作,从量脚画样、配底、上鞋等内联升制鞋的全部流程,他本人要全程参与。   而对于内联升鞋厂的普通工人而言,一般只参与其中的某一个环节。“这是作为非遗传人正式徒弟与普通工人的最大区别之一。”   内联升总经理助理王强说,现在“80后”孩子眼界宽,选择多,真正愿意踏踏实实学门手艺的人并不多,况且现在这类传统手工艺的回报也有限,短期内并不能实现财富积累。   “过去是徒弟求师傅。”王强说,内联升的传统手工艺历史上一直是口传心授,被选为徒弟,对于以此谋生的制鞋者而言,是莫大的荣誉,“这至少意味着自己可以凭着一门手艺养家糊口。”但随着时代的变迁,找到一个有心学习的徒弟不容易。   这样的困惑和担忧在高文英这里也同样存在。   1974年,不到20岁的高文英开始学习木版水印,当时同时与她一起学习的大约有20个人,如今仍在一线传承和从事这一技艺的只有她一人。   “这一行每天一坐就至少8个小时,尽量要少动,连喝水接电话最好都少来。没有兴趣,谁做得了这一行?”高文英说,受得了苦,不愿意走的孩子,她才能考虑是否收为徒弟。但是“这样的孩子,现在太少了。”   “关键不是获利”  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,这对大多人比较陌生。   “生产性保护”一出,就在社会上引发诸多争论。有人说,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,就是让非遗产业化,逼着非遗挣钱。   “这实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误读。”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艺乙说。   文化部非遗司司长马文辉说,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核心,在于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保护,生产性保护的底线是不能破坏传统核心的技艺,特别是要强调“留住手工”。   在此次文化部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评选中,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在生产中实现有效地传承,让传统的技艺、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传统的文化得到有效传播和传承,最终使中国的文化得到繁荣。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核心。   非遗市场复苏?   作为首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的北京的单位,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、荣宝斋木版水印目前都正在经历着行业本身的复苏。   与八九十年代相比,当下人们对于自然的回归和个性的追求,为个性极强的手工艺技艺发展,创造了条件。   但这是否意味着,传统的非遗技艺要去迎合当下人们的喜好才能实现传承呢?徐艺乙却不以为然。   他认为,不少传统手工技艺的产生,并不是因为市场的需求,而只是满足自己的需求。   类似母亲给女儿做的刺绣,当生产能力多了,才可能会考虑到市场交易,但交易并不是目的。手工技艺本身是通过手的创造来创造自己的生活,我们过去总是说,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丰富生活,美化生活,但事实上他更重要的是他在创造生活。   徐艺乙说,生产性保护与生产有着本质区别,生产性保护是具有生产性质的过程,但不是直接产生社会财富的过程,而生产要求对社会产生财富。出发点不同,结果自然不同。   为了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以传承为目标,文化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做出了严格要求。对怠于开展非遗保护传承或过度开发的企业和单位,将撤销基地标牌,并向社会公告。   徐艺乙看来,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的财富不能用钱来测算和衡量,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,是值得后来者仰视的,而不是简单的让其适应当下的社会。